周彦武实体经济被金融业抽血抽到快死亡

周彦武：实体经济被金融业抽血抽到快死亡

实体经济与金融严重背离，实体经济被金融业抽血抽到快死亡，实体经济死亡，金融业也迟早会爆发危机。

近日有消息称央行将在年底或明年初推行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允许银行破产。

什么？钱放在银行还可能本金受损？是滴，有这个可能，你银行里存的越多越有可能。银行是一种金融机构，不是无限责任机构，只有国家才是无限责任机构，只有国债才是国家信用担保的。商业银行中的存款相当于一笔投资，既然是投资，那就有风险。商业银行是有可能破产的，商业银行不可能全部兑现储户存款。

在中国，银行的存款是有国家信用做隐形担保的，无论遭遇多大的风险，存款的本金都是没有风险的。这就是中外金融差别最大的地方，这即是为什么2008年至今，美国、德国国债都出现过真实的负利率的原因，资金是以出让利息的代价，换取本金的安全。即便可能面临债务货币化的风险，但至少国债到期之后财政该可以兑付。

在大风险面前，美国的银行随时可能破产，破产之后其存款人并不能得到无限责任保护。按照美国存款保险制度，只有单个账户10万美元(2008年危机之后提高到25万美元)以下才可以完全兑付。25万美元以上的按比例兑付。

这样，对于美国的大资金来说，存款是一项有本金风险的“风险资产”。这和中国银行体系以及中国存款人传统理解的存款无本金风险，完全不同。这种不同，决定了危机状态下银行是存款流出，而中国在危机状态或资产价格向下时，银行体系是出现存款回流；在正常状态下，大资金为了规避银行的破产风险，也不会将资金放在银行，而是大量投入债券市场。这是欧美发达市场债券市场和直接融资市场发达的重要根源。

假设中国存款保险的无限责任赔付为50万元人民币，如果你有10亿元人民币，在风险面前，银行体系将提供不了这笔资金的本金保障。你想到的，只会是逃离银行，很显然，购买国债会是一个比存放银行更有本金保障的渠道。

为什么要搞存款保险制度，答案很简单，为了房地产泡沫不再被吹大，为了削减通货膨胀压力，为了防范金融风险。我们都知道，中国房地产泡沫都是货币超发造成的，为什么会货币超发？很简单，银行存款太多，银行利率非市场化。

银行一直在中国金融体系里占据主导地位。由于银行资产的扩张具有很强的货币乘数效应，银行业的大发展，导致中国陷入一种不可持续的货币发行机制。即便当前存款准备金率高达20%，货币乘数依然在4以上。这种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将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推高到超过110万亿元的高位，并推高中国M2/GDP比例高达210%。2013年前3季度GDP为386762亿，M2在2013年9月底为1077400亿，比值达279%。而1978年只有24%。如果按照这种增长继续上升，到2018年中国将拥有一个300万亿元人民币的M2，拥有一个350%的M2/GDP比率，这对通胀的压力将是灾难性的。即便是房地产吸收了大约50%的货币超发，政府投资基础设施与贷款黑洞吸收了30%的货币超发，即使10%的货币超发涌进流通领域，那么2020年中午的工作餐可能是1000元一份，照这个通货膨胀速度下去，即便是很牛的公务员，你那点可怜的养老金将来估计坐个地铁都坐不起，别说吃饭了。

为了遏制这种风险，必须将存款，尤其是大额存款赶出银行，让它们进入股市或债市，直接融资。

当然，现在通货膨胀没有那么厉害，不过存款保险制度的另一个作用是防范商业银行制造大量呆账坏账，防范金融风险。如果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商业银行犯的错误全部由中央政府埋单，那么一旦危机爆发，政府就很危险了，政府除了加印钞票外别无它法，这就意味着恶性通货膨胀，因此存款保险制度将极大地减轻政府面临的风险。

银行业制造的金融风险是政府非常担心的，目前银行业风光无限，暴利且稳定，是中国最舒服的行业。银行业的暴利是以未来的金融风险为代价的。银行主要的利润来源一是资产规模爆冲，二是贷款无节制地发放。2002年中国银行业总资产只有大约20万亿，2013年4月底膨胀到138万亿。

银行资产的膨胀有两条途径，一条是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超发，一个是商业银行信贷的发放。就是因为以上两条，中国金融体系发放的M2已经超过100万亿，这最能说明为何商业银行资产如此膨胀。

央行发行基础货币是因为渐进升值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央行为了控制人民币汇率过快升值，只有把贸易顺差和进入境内的热钱使用人民币统统购买，这是纯粹的印钞，因此投放了巨额的人民币，这些就是基础货币，又叫高能货币，货币乘数超过4的。

商业银行拿上这些基础货币后，要去挣钱盈利，还没有能力通过其他中间业务挣钱，那就只能拼命放贷，又加上中国行政性控制的巨大利差，导致放贷就是稳赚不赔的生意，谁放的多谁就挣钱多。所以前几年我们看到的图景是，央行一再的和商业银行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央行惧怕信贷投放过多，导致通货膨胀，就通过发行央票或者定向票据，或者打电话窗口指导，甚至召开行长会议进行约谈等等方式，但是商业银行不为所动，比如，中行作为一个国际业务为特色的银行竟然在2009年的新增信贷达到全国第一，为何？答案只有两个字，挣钱。

中国的银行业在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方面风险彻底失控，吹起了两个大泡沫，这两个大泡沫是中国宏观经济的两大毒瘤，到现在还在时刻折磨着宏观调控者的神经，进一步的投资拉动基本无从谈起。最近中国出现资金热，经济冷的现象，人们问钱去哪里了，结果发现，银行的钱被借去归还银行利息至少占10%，更大一部分被用来填补以前贷款留下来的黑洞。

中国目前的非金融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负担为中国GDP规模的205%左右，按照里昂证券中国内地及香港策略研究部主管张耀昌在中国投资论坛上的预计，2015年中国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上涨到245%，那么偿债比为超过30%，其中有16%为利息，剩下的是本金。在这个水平上，信贷增长并没带来真实GDP的增长，一点都不奇怪。

实体经济与金融严重背离，实体经济被金融业抽血抽到快死亡，实体经济死亡，金融业也迟早会爆发危机。

对金融领域的风险，中央政府一直很重视，所以一直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而利率市场化的基础之一就是存款保险制度，2013年6月6日，知情人士消息称，中国央行2013年金融稳定性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内部已经达成共识，准备推出存款保险制度。

不过存款保险制度也有可能有负面作用，如果对大额存款的保险只有几十万元，那势必导致这些大额存款流出中国，进入国外市场。

目前来看，存款保险制度有点太冒进了，但对越来越近的金融危机，也没办法啊。还好，偶存款不到15万元。你们都比偶的存款多吧。

(周彦武，美信咨询首席经济学家，多年从事行业研究与IPO上市募投可研工作。)

李迅雷：房地产泡沫必破灭 同时引爆金融危机　　上周刚公布的中国三季度GDP增速为7.8%，比二季度快了0.3个百分点，预期全年经济增速将保持在7.5%以上，稳增长目标可顺利完成。但在经济保持较高增长的同时，经济结构问题是否改善，金融风险是否下降等深层次问题更需要关注。　　稳增长靠再走老路：加杠杆、扩产能　　从 “三驾马车”对前三季度GDP增长(7.7%)的贡献看，消费贡献了3.5%，保持稳定，投资贡献了4.3%继续上升，出口的贡献是-0.1%，继续下降，说明海外经济在去杠杆，国内经济的反弹靠的是投资再度加杠杆。　　在固定资产投资的构成中，制造业投资增速上升最快，增速从16.5%上升至20.6%，成为经济反弹主要贡献，但从逻辑上看，这会加剧产能过剩；三季度的地产和基建投资增速则有升有降：尽管前三季度房地产投资增速同比有所回落，但9月份数据又呈现明显的上升势头，有望继续支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但9月基建投资增速从29.4%降至21.6%，主要源于交运投资增速的下滑，这也与9月挖掘机使用率回落等中观数据相对应。　　三季度经济增速的回升，与6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支持铁路、城市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4G、环保等领域投资的一系列稳增长措施有关，尽管这些稳增长投资领域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仅为8.12%，但按中性情况分析，其将拉动下半年经济增速约0.3%。但从长期看，由于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始终不大，故投资效益却是令人担忧的。　　从9月份工业用电量大幅回落的数据看，四季度经济增速应该会略有回落，但短期内似乎看不到经济发生趋势性向上或者向下的迹象。中国经济仍然面临产能过剩、债务规模上行的压力。　　市场利率上行反映金融风险提升　　今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与去年前三季度均为7.7%，但今年的市场利率水平却明显上升，表现在债券市场上，则是债务收益率水平上行，目前中国债券的信用利差已处于历史最低位。原因在于，利率市场化后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资金成本大幅上升，因而要求在资产端更高的回报率。统计显示，今年保险资管的新增利率债投资为零，资金主要增配了高收益的非标资产。银行理财主要配置的标的也是非标资产和高收益债。而由于政府的隐性信用担保被泛滥使用，到期债券绝大部分都是刚性兑付的惯例，投资人的信用风险意识被抛之脑后，导致了信用利差的大幅下降。　　与市场利率水平形成反差的，是企业盈利水平的下滑。今年前三季度，中国500强企业平均利润率仅4.34%，比去年同期降0.33个百分点，经济所能提供的回报率在下降，但是三季度以来以债券利率为代表的社会资金成本持续大幅上升，表明高负债下企业融资的刚性需求，为了支付本息而宁愿支付更高的利率。　　导致利率上行的因素中除了利率市场化之外，债务总规模的快速增长，每年还本付息规模的膨胀，也是重要因素。估计2013年全社会的还本付息额就超过5万亿，仅以信托为例，今年年初有两个规模达到近12亿的项目到期未能偿付本息而拍卖抵押资产、进入司法拍卖。据统计，2013年信托行业到期产品总规模已接近5000亿元，兑付压力较大。　　就保险行业而言，目前保险公司的新增保费成本大约在6%左右，但2012年6万多亿险资的投资收益率仅3.39%，成本与收益的倒挂，迫使保险业大量配置非标债权。目前非标规模已经超过1600亿，而国债等低风险资产收益率已经接近历史高位，依然乏人问津，源于竞争环境下对高收益的狂热。短期市场竞争使得风险管理上劣币驱逐良币，从长期看将给金融系统埋下巨大的风险，这与美国次贷危机以前金融机构狂热配置ABS债券的行为如出一辙。　　金融危机爆发时间取决于房地产何时出现拐点　　2008年以后，中国经济整体负债率进入加速上升阶段，总负债/GDP从2008年的197%升至2013年三季度的286%，其中企业部门负债/GDP从85%升至121%，金融部门非存款负债/GDP从62%升至88%，政府部门负债/GDP从31%升至43%(其中地方债以官方公布的10万亿计算)，居民部门负债/GDP从18%升至35%。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总负债规模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算大，而且其中也有重复部分。且从经济整体来看，负债率肯定低于100%，因为其等同于社会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但这里有两方面需要引起重视，一是2008年前，总负债/GDP的变化不大，几乎是一条平走的曲线，但2008年至今的短短五年中，总债务增速居然超过名义GDP的45%，如此高的债务增长速度，属全球罕见。二是由于金融负债的分布失衡，会使得某一经济主体金融负债过多，导致债务利息超过资产收入，会使得其现金流变负从而失去造血能力。今年6月份一度出现的“钱荒”危机，其本质也是金融产品期限错配导致结构失衡而引发的。　　由于负债总是与资产相对应的，企业、政府与居民的负债，在中国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下，对应的大部分是银行的资产，而银行的资产构成与质量，决定了银行风险的大小。目前银行获得的资产抵押物中，主要是房地产。据海通证券银行业研究员戴志峰统计，银行表内贷款中，按揭贷款占13%，开发贷和建筑贷占10%，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占15.2%，故38%的贷款直接与房地产和融资平台相关；在表内贷款中，54%是抵押贷款。银行的表外贷款预计为13-16万亿，其中70%左右投向房地产和融资平台。由此可见，土地与房产的未来价格变化，基本决定了银行资产的风险度。　　因此，房地产出现拐点的时间，基本上也对应中国发生债务危机的时间。或许是基于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举足轻重影响，今年政府在房地产调控政策上，也愈发小心翼翼，唯恐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如在去年末的政治局会议上，对房地产提出的要求是“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住房保障工作”；但今年7月份政治局会议只提“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未提及调控。然而，今年中国的房价走势总体上依然非常强劲，涨幅越大，未来下跌的空间也就越大。　　回顾中国历次制定的五年规划，都是将GDP的增速目标设得比较低，目的是为了调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落实到每个年份，则又将GDP增速目标调高了。比如，今年是十二五规划执行的第三年，前两年的GDP增速都超过或接近8%，高于规划预期目标一个百分点。而今年却又将稳增长的目标定在7.5%，在这个目标下，调结构几乎是不可能实施的，且企业、政府及居民债务规模的增速仍将维持较高水平，这又在积聚金融风险。　　当住房作为自住的消费品时，其价格水平更多与购房者收入水平或租金水平相关；而当住房变为投资品时，其价格则更多受各种预期影响。当前，房地产已经捆绑了中国经济，故投资者也预期到中央政府不会出台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而地方政府更不愿意打压房地产去断送土地收入来源，这就是房价继续攀升的原因──大而不能倒。但要知道，行政调控对于资产价格的波动而言，最终是失效的，久涨必跌的房地产泡沫破灭案例，在全球都是无一幸免的。　　因此，金融风险的发生时间，未必取决于债务规模有多大，却主要取决于负债所对应的某类资产的价格波动拐点何时出现。而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度和广度，则取决于这类资产价格波动的幅度和所对应的负债杠杆率水平。　　下半年启动的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即将公布，我们预估地方债务规模在14万亿-18万亿之间，说明每年地方债规模的增速超过10%，其对应资产的泡沫扩大速度也应该超过两位数。如果总是不肯去刺穿泡沫，却以稳增长的名义推迟调结构，则今后金融危机的爆发能级会越来越高。所以，风险越早释放，会越有利于经济的复苏。打一个形象比喻，若今后三年内出现金融危机，危机级别相对低，则有利于中国加快改革步伐，中国今后还有希望跨入到欧美等高收入国家行列。若五年后才出现房地产泡沫破灭，则消费刚需基本耗尽，中国步入中等收入陷进的概率大大增加，中国经济或许只能成为拉美了。（东方财富网）

曹建海：中国地方债务危机和地产崩盘之源　　全球各国正在和将要发生的债务危机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巨大冲击。这是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这个纸币时代各国政府为发展经济，依据新凯恩斯主义盲目扩大政府开支和货币投放，同时放任金融业过度发展的结果。要度过这次危机，需要重新集中人类的智慧和决心，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创造的一些制度进行根本的改变。是隔岸观火，还是五十步笑百步！那么，中国有没有自己的问题呢？　　一、中国稳定经济增长和发展房地产业的后果　　当我们的媒体正津津乐道于欧债危机、日债危机和美国财政悬崖时，已经有不少敏锐且理性的经济学家和分析师，将目光对准了近30年高速增长的中国神州。单说中国最拿得出手的、在美国主板和纳斯达克上市的上市公司，去年以来就连续遭到了以美国浑水公司为代表的、拥有“看空中国”思维的投资机构的巨大打击，许多企业甚至被迫退市。　　相比于国内的拥有1600家企业的沪深股市，敢于走出去接受美国证监委监督的企业，毕竟还是有一技之长的。内地上市公司作为中国企业的“优秀”代表，去年以来随着宏观经济调控，普遍依靠政府订单的“行政关系能力”开始暴露缺点，加之各个阶段对公众股东的财产掠夺，股市开始被公众抛弃、逃离。在高溢价发行的价格体制下，目前仍有800家获批的公司股票等待投放，而排队的3000家公司控制者，也在虎视眈眈地掠取公众股东的金钱而非扩大经营以实现“发财致富”的目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稍好，但是如果考虑到其对关键经济资源的垄断地位，以及其无度扩张、很少通过分红惠及公众的局势，国有企业的存在，事实上是对民营经济市场空间的吞噬。特别是2009年以来，国有企业大量介入土地“地王”竞拍，与地方政府一道推高房价，国有企业的经济地位和存在的必要性，已经开始受到各方的高度怀疑质疑。中国民营经济在上世纪80-90年代曾经有过辉煌，但目前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各式各样备受社会指责的房地产商。私人房地产企业为何能够得到发展，除了表面的地方政府卖地与开发商买地的上下游关系，以及涉及开发中涉及的大量税费，民营开发商向政府官员奉送相当于销售收入20%的“灰色成本”、从而共享房地产开发巨额收益的做法，可能才是其得到大力支持并迅猛发展的真正秘诀！　　作为中国的一大特色，房地产业顶者“服务业”帽子，目前成为由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的一个庞大躯体：“地方政府土地经营机构+房地产开发业+数量巨大的炒房群体”。切莫小看了炒房群体，目前中国城镇86%拥有自有住房，这些家庭在有的城市拥有二套以上住房的超过33%，户持有量在2~1000套之间。　　以高房价为代价的、由政府和开发商共同决定公众命运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了2003年中国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由于这种手段涉及对农民集体组织土地的征收、城乡居民房屋拆迁和安置等具体事务，中国的房地产开发过程充满了血腥和暴力；而房屋销售过程中过高的房价。对公众消费和除受益房地产之外的其他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的上伤害。虽然公众对高房价怨声载道，2005年“两会”以来房价无不成为核心热点，但中央多次对房地产的调控，事实证明很不成功，一些人甚至怀疑中央调控房地产的诚意。例如经济学家韩志国就明言房价调控是假调控，他写道：“整整一代人买不起房，这是中国社会的重大潜在危险。流动性泛滥与土地财政导致房价暴涨，中国成为房价与收入比最高的国家之一。高房价扼住了中国经济喉咙，房价不大幅下跌增长瓶颈就难以解除。房价不下来的原因，是担心房价暴跌导致银行坏账剧增，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的命根子。”　　房地产对于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如果不身处其位，的确很难想象。在“吃饭财政”体制下，土地出让金事实上是地方政府安排各项建设项目、从银行获取贷款的资本金。假如没有了房地产投资，地方政府的土地就卖不出去，也就失去了从银行贷款所需要的项目资本金，各种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就无从安排，地方经济增长也会受到重大影响。然而要保证这个机制的可持续性，就要令依靠土地升值作为根本商业模式的开发商保持充分热情，房价不断上涨就成了维持这个机制的最基本需求了。　　由于上述层面的原因，中央政府一方面谈调控房价，一方面更强调稳定经济增长，认为保证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是一切政策的底线。这种用短期的宏观经济手段来管理中国的长期发展，特别是强调投资、消费、出口互补的“三驾马车”理论，很明显是一种缺乏长远视野的观点。过度关注经济增长的指标，自然会忽略了其他指标，如经济结构、房价、物价、金融结构失衡，甚至忽略了社会稳定，这种增长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近期，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再次呼吁中国依靠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在国家发改委的批复下，全国逾30城欲斥巨资重建古城。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导向。中国的投资消费结构已经高度失衡，除中国大陆外，世界其他国家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为25：75，中国2011年为49.2：48.2(其余2.6个百分点为净出口)。一个基本的道理是，政府投资最终也应为消费服务的。不能指向消费的投资，其建设的目的值得怀疑。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重复建设是各地民众普遍反映的浪费问题。其中，91.3%受访者直言当前城市建设浪费现象较多，74.1%的人认为建设浪费是因为公共财政开支被权力左右，88.3%的人建议建立问责机制追究浪费行为。如果考虑到当前的建筑业“皮包化”，即建筑公司不需要维持施工队伍的体制，地方政府尽管建设工程不断开工，然而这么多地方、这些年甚至没有给公众留下一座坚实的“百年工程”，反而因反复建设而给各地后任留下沉重的巨额债务包袱。截止到2010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欠债10.7万亿元。2011年以来虽然银行开始限制地方政府贷款，但在“影子银行”猖獗下，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有没有增长？结果应是不言自明的。有人认为地方政府为了还债需继续卖地从而保房地产，但是地方土地收入与地方债务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卖地多有助于减少地方政府债务，还是卖地之后狂上项目，反而大幅度增加了地方政府债务？这些都应该需要我们正视的事实，不可因“屁股指挥大脑”而信口开河。　　二、地产泡沫和信贷乱象：地方债务危机和地产崩盘之源　　经过了“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以及此后“把稳定经济增长放在更重要位置”，房价如2008-2009年一样，去年再次经历了一个由降转升的反转，且升势有日渐凌厉的态势。根据1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环比9月份上涨的城市已达35个，占比50%；环比上涨的城市价格浮动也小幅上扬，达0.5%。从9月、10月国家70大中城市统计数据来看，整体楼市量价走势较为反复，而由10月份数据加上当前房企超预期的销售，整体市场回暖明显。有地产商直接表示“房企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对于房地产未来的方向，众多专家学者、企业家都把目光投向了“城镇化”，认为城镇化或是未来房地产行业发展的重要机遇，或将引领中国地产的新格局。　　上述情况说明，当前的房地产调控再次陷入了“越调越涨”的局面，中央数次促进房价合理回归的承诺，也再次成为空谈。仔细分析房价上涨的原因，除了我国固有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和开发商垄断房屋开发经营的体制等长期因素，从短期看，2011年以来由于宏观调控开发商新开工项目较少，导致的商品房库存消化期缩短，一线城市甚至出现了库存偏紧的局面。然而，大量闲置量房囤积在投资者手中不能进入市场，使得房价惟由新房供求决定，占存量房比例极低的二手房交易价格，由此也与新房竞涨而非替代性竞争，这是我国城市房屋过剩但仍呈供不应求局面的原因。　　目前，房产税讨论的主流声音已渐失公理。惩治囤房的加税，对实体经济的减税，两者都是必要的，不可混淆视听！现在社会的成功人士包括中央机关官员的人群中，拥有二套以上的越来越多，很多人只要房屋投资保值，不要社会公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舆论和政策决策。　　此外，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我国近2008年以来以稳定经济增长为借口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对于房价的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根据世界各央行数据、高盛高华研究，Zerohedge网站展示的对比结果显示，目前中国的信贷泡沫规模已经名列世界第一。无论官方公布的政府与消费者债务有多少归入了企业债务，近年来升至史上最高水平的中国信贷泡沫都已经让高盛担心：“企业杠杆占GDP比例快速增长，2011年达到了130%，是世界上最高的企业杠杆比例之一。这样的增长令人担忧。”一般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杠杆占GDP比例超过80%差不多就完蛋了。　　杠杆比例过高，是2008年以来中国大规模投资制造业的结果，它导致太阳能、钢铁和造船等多个行业产能过剩。要利用这种产能，重要的就是改革不仅要支持私人部门，也要更广泛地支持消费，这会对这些行业、银行以及经济有负面影响。Zerohedge分析称，计入账面上体现的和未体现的以及影子杠杆后，中国所有的债务会让美国345%的整体合并债务(不计100万亿美元的联邦政府义务公民福利项目开支)与GDP比例相形见绌。　　2011年中国GDP数字为47.2万亿。相比之下，2012年10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高达62.01万亿，同比增15.9%，较2008年底的30.3万亿，翻了一番多，信贷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0.1%，高出1978年至2008年期间17.8%年复合增长率2.3个百分点。1995年底中国信贷余额在5万亿左右，但到1999年底信贷余额已经超过10万亿，信贷总量4年间也是翻了一番，年复合增长率也有21%。　　央行数据还显示，今年1-10月社会融资规模为13.02万亿元，而同期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达到7.64万亿元，同比增长11.6%。其中，银行贷款1.21万亿元，同比增长14.7%；利用外资0.034万亿元，同比增长-52.8%；自筹资金3.15万亿元，同比增长11.7%；其他资金来源3.24万亿元，同比增长12%。在其他资金来源中，定金和预收款2.03万亿元，同比增长16%；个人按揭贷款0.81万亿元，同比增长19.5%。房地产企业从包括金融体系之外的融资规模，相当于央行统计口径社会融资的68%之多的局面，还是在国家严格房地产各项贷款的情况下取得的，堪称“房地产资金漏斗”。　　为什么会有如此严重的“房地产资金漏斗”呢？其中的奥秘就是影子银行的存在及其活跃。资料显示，影子银行除了银行业内不受监管的证券化活动之外，还包括委托贷款、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等，还有不受监管的民间金融，主要包括地下钱庄、民间借贷、典当行等。据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估计，2010年中国存量影子银行贷款已达20万亿元，几乎占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二分之一。　　影子银行的存在，使得在全社会融资当中，人民币贷款占比已从2002年的91.9%下降至2012年10月的55.5%，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等表外融资占比日益上升，且其中的一半以上进入房地产业，这是1-10月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中自筹资金达3.15万亿元之巨的主要原因。　　然而，上述情况仍没有反映中国金融业的全貌。在中国，公共财政就是一个影子银行系统，地方政府的账簿上堆积了大量的债务，而且这些债务大部分都是靠土地作为抵押的。同时，由土地和房地产升值带来的大部分财富又通过“理财产品”构建的影子银行所持有。讽刺的是，中央政府对控制影子银行作出越多的尝试，金融系统就会变得越脆弱。影子系统中的资金可以通过多种渠道逃出国家的控制，而被认为能解决影子银行问题的数千页的监管规则，只会给传统银行增加毫无意义的负担，使它们越来越脆弱。　　以高利贷为主要方式的影子银行，事实上也注定了地产泡沫必然破灭的终局，尽管北京可能由于其政治中心的作用而例外。地产泡沫看似茁壮坚硬，但是在高利贷的压榨下，也注定是不能承受的。今年以来鄂尔多斯、温州地区地产泡沫的破灭，很大程度上也是拜当地过于活跃的影子银行所赐。在实体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依靠高利贷支撑其资金循环的房地产泡沫，最终必然走向湮灭的结局。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信贷资金投放越大，投放房地产领域的高利贷就越多，房地产离泡沫破裂更近了，不排除2013年将有更多的城市出现地产崩盘的局面。（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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