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海宁改革需要公众深度参与

冯海宁:改革需要公众深度参与

日前，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在北京共同发布行政体制蓝皮书——《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报告(2014—2015)》。报告显示，简政放权、激活市场和社会活力改革中有可能遇到的最大阻力，是部门利益作祟，有的把权力变成与民争利的工具。

“部门利益”早已成为多项改革的最大公敌。《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报告(2013)》也曾披露：近六成人认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最大难点”来自政府的“部门利益”。李克强担任国务院总理后，也多次指出要破除部门利益。可见，诸多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能否破除部门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调查，课题组共发放500多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465份，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群体中，有局级干部31人、处级干部251人，两者相加占比达到六成。这表明，很多官员也承认部门利益是改革的最大阻力。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破除部门利益的效果仍不理想。

以简政放权为例，虽然此举去除了中央部门、省市级部门的部分利益，但在落实过程中却遭遇“肠梗阻”、“最后一公里”，原因就在于，地方部门利益作祟成为最大阻力。换言之，上级部门下放的权力，地方基层部门不仅没有还给市场，反而把权力据为己有，变成自己牟利的一种工具。

之前，破除部门利益的良策有不少，例如，部门立法导致部门利益法定化、长期固化，因而，舆论普遍建议以人大立法取代部门立法。再比如，由于权力边界不清晰导致部门利益难除，所以，如今有了“权力清单”。又如，某些部门权力过大导致部门利益膨胀，简政放权的目的就是削减部门权力。

以笔者之见，破除改革的最大阻力——即部门利益，关键在于公众参与。如果在所有立法中，无论是人大立法，还是政府立法，或是部门立法，如果公众能够全程参与，拥有比较充分的话语权，相信部门利益难以法定化。因为，只有公众参与才能确保公共利益公众化，而不是部门化。

类似于简政放权这样的改革，同样需要公众参与。哪些行政审批项目需要保留，哪些权力需要取消或下放，如果让公众参与决策，相信简政放权比较到位，部门利益会被大大压缩。如果简政放权落实过程给公众监督空间，或许不会有“肠梗阻”。如果改革效果由公众评价，某些部门想谋利益也没有机会。进而言之，无论是立法还是改革，如果事前充分调研民意，事中充分征求民意，事后以民意评价为主，笔者坚信，制度必然增加公共色彩，减少部门色彩；改革必然增加公益含量，减少部门私利。但从现实来看，公众在很多立法和很多改革过程中的参与程度有限，即使公众有机会参与，也多是浅层次参与。

“破除部门利益”，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希望以公众深度参与让更多的部门真正告别私利，回归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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