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出来的丙肝

冯雪源在整理药箱

身高1.8米、体重220多斤的冯雪源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患上尿毒症。他更没想到的是，在治疗尿毒症的过程中，又感染上了丙肝。

那时，刚满20岁的冯雪源在吉林省东丰县的县城里当汽车修理工，每月能有2000多元的“体面”收入。

在被不期而至的尿毒症着实惊吓了一阵子之后，他得知这种病可以通过透析和换肾治疗，顿时觉得人生又有了希望。

“全家东挪西借总算凑够20多万元，本以为等到匹配的肾源就可以手术了。”冯雪源回忆，直到一位相识多年的医生告诉他，感染丙肝，是不能做换肾手术的。

“这次我真的完了。”冯雪源觉得就像掉入了黑暗的深渊，他的世界彻底暗淡下来。

类似的遭遇还发生在冯雪源的10多个病友身上。被医院通知患上丙肝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样一种病”。

那时的冯雪源相信，只要等到肾源，他就能重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2009年7月，持续一个月高烧不退的冯雪源被查出患有尿毒症。按照医生的建议，他很快开始在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医院进行血液透析。

每隔两三天，冯雪源都会带着两根止血绷带，出现在东丰县医院透析室。

他回忆，刚做透析时，自己并没有做打长期战的准备。虽然每次透析，比牙签还粗的针头进入手腕时，总会让他疼得“一哆嗦”，他却没有像其他病友一样，在手腕内侧做用来减轻疼痛的“动静脉漏”。他盘算，做了“动静脉漏”会使胳膊的力气不如从前，如果半年内能换肾并康复，就没这个必要了。

每次透析时，第一针扎进腕部内侧的动脉上，用于引血，第二针则扎进肘窝处，作为进血口。两针头间由透析管路与透析机相连。

生病后，辞掉工作的冯雪源过着家与医院之间两点一线的生活。“就当休了个长假”，他想。那时的冯雪源相信，只要等到肾源，他就能重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冯雪源记得，透析半年多后的一天，时任透析室主任于大海告诉他，需要被分离到隔壁一间透析室，因为他得了丙肝。

“没啥事，二三十年也不会发作。”于大海轻描淡写地说。

尽管如此，冯雪源在透析室外走廊的椅子上坐了1个小时才“缓过来”。

事实上，在冯雪源被隔离前，已有10多名感染丙肝病毒的患者被转入另一间透析室。

比冯雪源更后知后觉的，还有现年54岁的于德胜、52岁的王淑贤和65岁的乔翠芹。“开始还以为是特殊照顾，和病友聊天才知道这一屋人都得了丙肝。”于德胜等3人回忆说，起初，医生并没告知他们被分离出来的原因。

“一年多时间里，东丰县医院30多名透析患者中，有22人感染丙肝，其中1人为误诊。”于德胜回忆，此后再没听说有谁感染过丙肝。多名患者告诉本报记者，到今天，21名明确患有丙肝的尿毒症患者已有9人先后离世。

被分离到单独的透析室后，反应过来的丙肝患者质问院方，得到的答复是，“你本身就携带丙肝病毒”，或是“长时间透析容易感染”。

当时，很多人相信于大海说的“二三十年不会发病”的话，买了些保肝药品，就没再做其他治疗。有些人则觉得，得了尿毒症已经没几年活头了，要是能活个二三十年，也算赚了。更有人说，按照甲、乙、丙的排序，丙肝在最后，应该是“最不要紧的病”。

她不想因为丙肝拖累丈夫，对方也没有再继续生活的想法，在感染丙肝后不久，于洪华和丈夫离了婚

一年多时间里，在同一医院透析的尿毒症患者中，如此密集地相继感染丙肝，这让冯雪源等人开始怀疑，“是不是因为医护人员操作不当，把大家都传上了”。

2005年就患有尿毒症的于洪华，曾在吉林省梅河口市的一家医院透析过两年。她记得，那家医院在给患者透析前，要对透析机进行半小时到40分钟的消毒。但在东丰县医院，“前面透析的人一下床，患者就换上自己的床单、铺上自己的被子，进行透析，没见过医护人员对透析机进行消毒”。

刚得知被感染时，于洪华每天都要去透析室找于大海“讨说法”。“透析科医生给了我提高免疫力的10支注射用胸腺五肽。”于洪华说，这是她抗争的唯一结果。

未患丙肝前，虽然已被尿毒症折磨多年，于洪华并没觉得日子太难过。她在县城一家超市做售货员，每月有600多元的工资。早上，她从县郊的家里骑电动车去医院做透析，结束后去超市上班，下班后还能去学校接女儿。

丈夫则种了两晌玉米地，农闲时去县城打零工。家中虽有尿毒症患者，夫妻俩依然精心经营着三口之家。

这样的默契止于于洪华被医院告知感染了丙肝。

经常上网的于洪华查了丙肝的传播途径，血液、母婴和夫妻生活。她不想因为丙肝拖累丈夫，对方也没有再继续生活的想法，在感染丙肝后不久，于洪华和丈夫离了婚。

同命相连的还有28岁的梁雪莲。

2010年患上尿毒症刚两个多月的梁雪莲，被通知感染上了丙肝。丈夫知道后，决定离开县城到外地打工。“虽没离婚，婚姻已是名存实亡。”梁雪莲说，丈夫几乎不给她打电话，也不会往回寄钱。

没得丙肝前，梁雪莲曾一度认为自己“嫁对了人”。因尿毒症住院时，丈夫会把一日三餐买来送到她床边，还为她端屎倒尿。

虽然丈夫离开，于洪华和梁雪莲都感恩自己有个好女儿。

当记者提出要给于洪华母女合张影时，12岁的小姑娘蹭地爬上炕，双手从后背搂住母亲的脖子，微笑着望向镜头。“我不怕被传染，我想把肾捐给妈妈，这样就能一直在一起了。”小姑娘笑呵呵地说。

“当事人血液透析治疗时间较长，加之当时医疗设备及条件所限，感染丙肝可能与院方有一定联系”

即便四处“遭人嫌弃”，但大多数丙肝感染者回忆，因为“医盲”，几年来他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种病的严重性。直到去年，看到其中一名病友临死前腹部肿大，他们才“真正害怕起来”。

在东丰县医院，69岁的李春贵是患尿毒症并染上丙肝的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他的肚子鼓得和排球一样，按上去像是装了水的气球，可吓人了。”透析时碰到李春贵的冯雪源吓坏了。

2013年9月，10多名感染丙肝的尿毒症患者开始联合起来，找到东丰县医院负责人。他们提出，医院对他们感染丙肝负有责任，既然县医院没有专科门诊，医院就应带他们去省级医院进行检查，确定病情。

“医院没同意直接带我们去长春，而是采集每人的血液送到长春化验。但当我们索要化验结果时，院方不给，只是说我们都不严重。”多名患者告诉记者。

对此说法，东丰县医院院长江礼庭回应：“能那么干吗？那不是伤天害理嘛。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于洪华回忆，2013年10月，东丰县医院又给感染者们做了彩超，结果显示“除个别人有脂肪肝，其他人的肝、胆、脾和胰腺普遍正常”。很多人为此感到庆幸，但也有人怀疑县医院的结论，仍坚持要去长春的医院检查。

“想去可以，但医院的条件是我们必须先签一份协议。”于洪华等人说。

2013年12月17日，13名患者分别与东丰县医院法定代表人江礼庭签署了名为《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协议。

在13份协议书中，共同的内容是：“当事人血液透析治疗时间较长，加之当时医疗设备及条件所限，感染丙肝可能与院方有一定联系。”“经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由院方一次性赔偿患方后续治疗费人民币陆万元整；由院方免费为当事人每季度做一次肝功及病毒定量检测；患方获赔后，自愿放弃以此次治疗行为的其他权利主张。”

对于协议中“感染丙肝可能与院方有一定联系”的说法，江礼庭向本报记者解释说：“他们当时是不是在我们医院感染的丙肝还都不好说，可能与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举例说：“一个病人如果本身是丙肝携带者，由于当时设备有限，检测不出来，能说是在我们医院传染的吗？”

江礼庭不否认的是，“五六年前，县医院的做法是，谁来了就给谁直接做透析，没有条件做化验。直到3年前，才能做到在为患者做透析前，检查其是否有传染类疾病”。

对于部分患者提出“透析机器曾不消毒，就让第二个人使用，而感染丙肝”的说法，江礼庭听后沉默片刻，低声说：“不应该是这样的。”

“一开始，大家都不愿签这份协议。”于洪华等人说，但又一想，患病多年，家中早已家徒四壁，“6万元虽然不多，也是救命钱”。

就在签署协议的5天后，13名患者由东丰县医院出车、医护人员陪同，去往位于长春市的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二部，进行了消化系统彩超和丙肝病毒测定等检查。

这次却得到了与两个月前东丰县医院大相径庭的检查结果。于洪华等多人的彩超结果显示“肝实质性转变”或是“肝硬化”，而梁雪莲等多人的丙肝病毒检测数据显示，病毒大量增加。

“当时就有4个人被留下住院了。”于洪华说。

现在，透析室搬到了县医院的另一栋楼，20多台透析机中，有4台为丙肝患者专用

当记者问起在该院透析的尿毒症患者为何集中感染丙肝时，时任东丰县透析室主任于大海拒绝予以回应。

院长江礼庭说，因为患者向他反映于大海把科室管理得混乱，患者感染丙肝一事常年不解决，今年年初已被免职，现在是院办公室的普通员工。

尽管于大海被免职，“透析室也比以前正规多了”，冯雪源等患者仍不愿再相信东丰县医院。

现在，透析室搬到了县医院的另一栋楼，20多台透析机中，有4台为丙肝患者专用。

苦于东丰县内没有其他医院可以透析，加之2012年该县开始享受国家给予尿毒症患者每年6万元治疗费用的政策，于洪华说，“我们只能继续在这儿透”。

在周围人眼中，同时患有尿毒症和丙肝，“那没得救了”，于洪华却不愿这么想。

在“五一”前，她发动病友一起去县郊的山上野餐，“不想因为生病就让日子过得死气沉沉”。

席间，于洪华用今年花500元买的白色智能手机，给大家拍了照片，并把照片传到了QQ空间里。由于像素不高，26张聚餐照片大都模糊，却能看清许多露出七八颗牙齿的笑脸。

生病在家的冯雪源也没闲着。最近，朋友把破损的轿车开到了冯雪源家院里，让他帮忙修理。

“我现在都不去想未来会怎样，”冯雪源说，“只想活一天，就开开心心过一天。”（记者 王培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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